法治是很重要，但法治不等于司法。法治的过程实际上是立法、行政和司法的协调运作，包括整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和非制度运作，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法治。所以在谈法治的时候，不能随意扩张，直接把它当司法。司法在当今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，但司法不能被视为万能的，所以司法有边界。任何系统都有它的边界，它的有效性决定了它的边界。学过《反垄断法》的同学都知道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垄断时，收是最高的，但当垄断过大时，垄断的利润就会减少，所以大企业就会崩溃成小企业。任何系统都有一个边界，司法作为一个系统，我反对和批评司法作为一切。从司法本身和纠纷解决机制来看，为什么司法有边界，哪些因素会影响它，限制这个边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。从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开始，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纠纷，但请注意，这些纠纷不必司法解决。那么，我们首先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生活中会发生纠纷？纠纷是如何解决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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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纷的主要形式是产权不明和寻租。社会生活中主要有两种形式的纠纷：一种是产权不明确，另一种是寻租。事实上，总结起来就是这两种。产权不清楚是因为我不知道权利划分的界限在哪里。有些原产权是明确的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或者发生了什么使产权不清楚。比如我家后面有一个荒坡。如果我现在开荒了，这块地属于我吗？别人能从那里过去吗？这个时候权利不明确。因此，一些外国学者表示，权利的定义不明确，这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非常明显。例如，婚姻是产权不明确的过程。婚后，争吵是不断界定产权的过程。比如我结婚后每周五晚上出去玩，。我总是要到23点才回家。可以吗？比如谁管遥控器，谈恋爱的时候让女方管，千方百计让你。一旦结婚，他会看NBA，但你看不到韩剧，所以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定义。产权不清是引起纠纷的最大问题。还有很多纠纷，不是因为真实的物质利益或者真实的产权利益，而是想象中的产权利益。象征性利益和想象性利益都可能引发纠纷。比如男同学和女同学逛街的时候多看看其他女生，女同学会觉得很受伤。为什么？这是情感利益，所以男同学上街要戴墨镜，这也是定义产权的一种方式。
当你理解法律时，你必须经验化它，然后把经验化的东西提升到法律的一般性。另一种纠纷是寻租，包括犯罪。寻租最常见的定义是消耗社会财富，把别人的财富转移给自己。例如，我试图撬开锁，拿走别人的钱。我的劳动力是整个社会财富的一部分，但偷别人的财产不是劳动，而是把别人的财富转移给自己，这就是寻租。盗窃、强奸、杀人、放火等。，以及民事侵权，都是寻租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犯罪、侵权和小违法行为都属于这一点。例如，闯红灯，一个人闯红灯，其他人应该刹车或更加注意，只是方便你一个人。现在寻租的概念往往与腐败有关，即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。刚才说的是最一般意义上的寻租。这种寻租会有什么后果？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不遵守规则，所以每个人都会增加投资的财富或人身自由。
例如，我偷了上海奉贤区的财产，不仅上海奉贤区要增加以后的防范，其他室友也要这样做，社会财富就会大量浪费。然而，世界上的事物是矛盾的，如杀人、抢劫和其他行为催生了警察和政府，所以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寻租对社会的消费，因为为为了防止寻租制度，社会将发明一些新的制度来应对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。许多诉讼行为也是寻租。最典型的是海瑞说的，种肥田不如告诉状。诉讼可以赚钱，尤其是证据不清楚的时候。比如明明上海奉贤区没有向我借钱，我去法院抱怨上海奉贤区借了我3000元，我找了李教授作证。虽然没有特别的证据，但考虑到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，法院一般不会撒谎，所以去调解，说上海奉贤区要归还1500元。 我可能花了1000元打官司，但我赚了500元。我花了100元请李教授吃饭，我也赚了400元。在真正的诉讼中，会有这样的情况，打官司的不一定真的受到了委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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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必须追求兼容的公正。民事诉讼中的错误最多是寻租问题，错误最多是将财产错误地划分给他人。因此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相对较低。刑事诉讼是不同的。它剥夺和摧毁社会财富，比如在监狱里失去自由。因此，刑法证据要铁证如山，必须以事实和法律为准绳，必须有严格的证据标准。即使民事上有错误，财富也会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，所以在民事证据规则中，你可以有优势证据。这就隐含了一个本质问题:所有诉讼当事人和纠纷当事人都在追求自我最大化。因此，在社会上，司法界定的正义不是个人正义，而是你感受到的正义与别人感受到的正义的兼容。司法不是个人的公正，甚至不是大多数人的公正。我们经常听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怒的说法，但这是错误的，只是大多数人所谓的正义。其实犯人可能没那么该死，但是因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怒被剥夺了生命。司法应该追求兼容的正义。司法正义不等于一个人的正义，也不等于一个法学家的正义。这些纠纷很常见，很多纠纷都是外力介入解决的，很多甚至看不到。比如生闷气，今天逛街，男生多看别人几眼，我就生闷气，不理你，这种纠纷看不见。其实我们的法律只能解决纠纷，法律能管理的东西很少。我说过，不要以为司法进入法治后会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这是安徒生童话里的一句话。我们不能进入安徒生童话，所以不可能。司法解决不了那么多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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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只是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一。在解决纠纷时，我们不得不谈论司法以外的纠纷解决方案，包括以战争的形式解决，比如盟军击败德国。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纠纷解决机制，这些机制必然与司法有关。过去，他们说拿起司法武器、为权利而战等等。看来所有的纠纷都可以解决。但是，如果司法只能解决一些纠纷，司法在哪里？只有研究它，才能知道司法界限在哪里。有些纠纷解决机制不需要司法参与。当司法不能解决时，这些纠纷不会自动解决，而是转化为其他类型的纠纷，以其他方式解决。例如，借贷关系的纠纷后来转化为用菜刀砍人的事件，转化为暴力的私人救济。因此，在关注司法时，必须关注司法前后的纠纷解决机制。我们必须有一个广阔的视野，在理解司法时不会太教条。司法只是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一，司法也有缺点。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是相互补充的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。我们学法律的人不能王婆卖瓜自吹自擂。我们总是说司法解决机制有多好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告诉当事人，司法不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。在各种纠纷中，为什么有的会出现，有的不会出现？别人看不到这些纠纷，比如生闷气，包括很多家庭纠纷。在社会层面上，当别人看到这场纠纷时，最大的问题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。男女朋友之间的矛盾不愿意暴露，因为暴露成本更高，特别丢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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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界限与司法补贴和收费有关。前年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出台了降低诉讼费用的标准，初衷是为了方便群众提起诉讼，但事实上，它引导了一些不想提起诉讼的人提起诉讼。自2004年以来，我国诉讼案件数量有所下降，但自去年以来，诉讼案件数量有所上升，有些地方甚至增长了30%以上。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降低诉讼费用，二是去年《劳动合同法》的颁布引发了许多诉讼。法律的稳定，包括立案收费标准的稳定，是保证司法案件不会过度增长的前提。诉讼的增加只是将其他方法可以解决的问题转移到司法上。当大量纠纷转移到法院时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就会萎缩，比如人民调解，比如和解。当我们谈论司法边界时，我们应该关注这些边界问题。
事实上，社会正在补贴司法。司法解决纠纷的一个大问题是司法补贴纠纷的解决。谁愿意提起诉讼，就意味着社会补贴越多。因为整个司法是国家从所有纳税人那里拿钱，建立司法制度，让有纠纷的人利用这个司法制度解决纠纷。当事人提起诉讼，虽然法院收取了一些诉讼费用，但这些费用不足以覆盖案件中法院的所有费用，因此国家的一些税收费用用用于补贴司法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当鼓励一些人打官司时，也就是说，谁愿意多打官司，谁占的便宜越多。就像我朱苏丽从来不打官司一样，奉贤区西渡律师总是打官司，所以奉贤区西渡律师在诉讼中得到的补贴其实比我多，纳税也一样多，但我其实没有用这个补贴。那么司法补贴公平吗？所以司法要收费，这也是司法收费很重要的原因。
一方面，司法收费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愿意打官司的人拼命打官司，遏制了原本非常细致的纠纷。另一方面，司法收费的作用有点像征收燃油费。汽车跑得越远，耗油越多，缴纳的税就越多。其实就是使用费。因此，打官司也要收费，你用的法院越多，付的就越多，还能弥补法院在这个过程中的消费。要知道，这些制度的背后是有道理的，要按照这个道理来操作。例如，常见的送法，送法下乡也可以，送法上门就有问题，诉讼肯定会大幅增加，那些原本不愿意诉讼的人，看你都送到家门口，那还不如诉讼，不用白费。隐含的原因是，如果国家免费提供这种诉讼解决纠纷，或者低价提供，就会引发更多的诉讼。
中国的司法边界仍在探索中。当然，司法有其优势。首先，它有国家财政支持，国家有培训，相对统一，其次，它不仅有技术设备，还有行政力量的支持，第三，它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等。但这些只是使其在解决纠纷时具有优势，使其更适合解决一些纠纷。但有些纠纷不适合干预。比如司法要尽量少干预家庭纠纷，最好少干预家庭孩子等事情。在当代中国，如何为司法确定更合适的边界仍处于探索过程中。我们经常测试如果更合适，我们会放松一点。如果发现不合适，可能会收缩。我们曾经扩大了司法界限。后来发现司法解决不了所有矛盾纠纷，就开始提倡调解、荣辱观和仲裁。我们提倡的，包括正义，包括以其他方式解决问题，如和解，已经开始慢慢进入社会。现在，至少不再像10年前那样把司法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。作为法人，我们当然应该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。我们愿意用一生献身于这项事业，但我们也是社会人。我们应该从广阔的角度观察这个社会，因为我们不仅是为了一个职业的繁荣，也是为了整个中国的法治和繁荣。我们相信法治，我们尊重司法，我们一生都在从事司法工作，但我们必须知道，如果我们已经证明中国的许多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，如果其他方法能很好地解决，我们应该追求其他解决方案。 上海奉贤律师事务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