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件简介
侯女士(35岁)因“停经39+4周，瘢痕子宫住院待产”入住市医院，入院当日中午即行剖宫产术(子宫下段横切口)。术前签署的《麻醉同意书》中建议的手术方式为“剖宫产(子宫下段横切)+双侧输卵管结扎术”，协议同时约定：“既往有手术史，术中可能出现盆腔粘连严重，或由于前置胎盘等因素，需要改变手术方法，市医院按两次手术收费，根据术中探查决定的最终诊断和最后的术式，术后不再另行通知”。
但在双方签署的《剖宫产手术协议书》中，却只有“剖宫产术(横切式子宫下段)”，医院也仅对侯女士实施了剖宫产术(子宫下段横切口)。侯女士分娩3天后出院，医院在出院的医嘱中将有关避孕内容记录在案。14个月后，侯女士因为“阴道出血：宫外孕？”堕胎？伤疤子宫”再次入住市医院，医院采用药物杀胚处理，一周后出院。侯某认为，由于市医院没有对其行双侧输卵管结扎术，导致她怀孕后进行人工流产手术，控告市医院赔偿误工费、护理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.8万元，并要求市医院在当地权威媒体上予以赔偿。
法院判决
初审法庭认定，术前“麻醉同意书”中载列有双侧输卵管结扎术，侯女士也支付了这一费用，医方删去了双侧输卵管结扎术，应通知侯女士，并取得同意。医生在《剖宫产手术协议书》上签字证明，拟行的手术仅为“剖宫产术(横切子宫下段)”而获得病人同意不具合理性。侯女士再次怀孕后，因市医院没有给侯女士做双侧输卵管结扎术，致使侯女士再次怀孕，使她遭受了伤害，市医院应承 担赔偿责任。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不能提供精神损害赔偿。
市院的过错使侯女士蒙受了损失，应向侯女士赔礼道歉，因为公开道歉有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的作用，市医院对侯女士造成的影响只限于较小范围内，应向侯女士道歉。判决侯女士全部赔偿损失1700多元，并书面向侯女士致歉。
市院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二审法院认为，赔礼道歉的作用是弥补精神痛苦，其适用前提是对加害人的加害行为造成受害人较为严重的损害后果，例如，名誉贬损等。此案中，侯女士未能举证证明医院的行为给其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后果。在此基础上，一审判决要求市医院以书面形式向侯女士赔礼道歉，不适当的，改判为维持市医院赔偿侯女士1700多万元。
上海医疗专业律师分析
"知情同意"是指医疗机构在对病人实施医疗行为时，应向病人详细说明医疗处理方案、医疗风险和其他可考虑采取的措施，并以此为依据获得病人的同意。详细说明之，病人知情同意权包括两项权利，也就是病人知情权和病人同意权，也就是病人在医疗机构接受诊断和治疗时享有的一切有关信息。根据医法汇大数据报告“2020年国家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例报告”，2018年医方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案例比例为19%，比2019年下降了4%，从数据来看，虽然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的意识有所增强，但告知义务仍然是医疗机构败诉的次要因素。
我国法律、法规，如《民法典》《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处理条例》都明确规定了医生的告知义务，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应向病人说明病情及采取的医疗措施。在执行手术、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时，医务人员应及时向病人说明医疗风险、替代医疗计划等情况，并取得其明确同意。当病人处于昏迷等不能自主决策或病情不适合向病人陈述等情况时，应向病人的近亲说明，并征得其明确同意。本例病例为「剖宫产(子宫下段横切)+双侧输卵管结扎」，同时收取两次手术费用，由医方通知病人做双侧输卵管结扎术。但是医方在未明确告知患方未做双侧输卵管结扎的前提下，病人有理由相信医方已将双侧输卵管结扎术。病人在再次怀孕后，医方难以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，因此由法院判决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。
就赔偿问题道德层是一种情感表达行为，它是指在社交活动中对他人的利益造成阻碍或损害之后，向对方道歉，并要求对方原谅的一种情绪表达行为。从法理范畴到法律范畴，赔礼道歉实现了道德范畴向法律范畴的转化，并可作为一种强制性责任承担方式来运用。民法明文规定，赔礼道歉可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，其适用既可单独适用，也可与其它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结合使用。
我国民事诉讼中，人格权的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侵权行为。人格权是公民所享有的生命权，包括身体、健康、人名、姓名、肖像、名誉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。除了前款规定的人身权外，自然人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、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利。在发生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情况下，患方除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外，还可以要求赔偿。
对赔礼道歉的方式，可以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决定，可以是直接口头赔礼道歉，也可以是书面致歉。如由于侵权造成的影响范围比较广泛，或者侵权内容本来是通过公共媒体传播的，法院还可以责令侵权人通过公共媒体进行赔礼道歉。但是，并非所有要求对方道歉的诉讼请求都能得到支持，法院将审查侵权的范围是否广泛、影响是否大，是否足以造成精神损害，通过经济赔偿是否难以弥补，原告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。该案中，侯女士未举证证明医院的行为对其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后果，故不能获得二审法院的支持。信息传递既是医患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桥梁，也是医疗机构在出现纠纷时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。在医疗纠纷中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，对避免和防止医疗纠纷有重要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