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广东检察机关成功调解一起连续七年未结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，涉案医院同意一次性补偿病人家属32万元，并表示不再就此事进行调解。上海市医疗纠纷律师带您了解这个案例。
八旬老人做了手术后成为植物人ICU床躺3年多后离世
09年11月5日，78岁的冯某突然晕厥，随后被家属黄某等人送往广州市某医院治疗，诊断为“右侧小脑小角占位病变”。在该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后，冯某昏迷进入植物人状态，2013年8月被宣布临床死亡。
他说：“我们无法理解，为什么手术会变成植物人！"冯某的妻子黄某等家属表示，明明将冯某送往医院诊治，并在手术前意识仍处于清醒状态，可以吃可以喝可以走，以为只要做个简单的手术就可以康复，怎么做完却昏厥甚至变成植物人，三年多来，在ICU病床上，遭受了如此多的罪过，最后终于离世。
医生认为，该医院制定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有误，手术过程中不恰当的操作造成冯某死亡。据此，黄某等人多次找医院沟通，要求医院为冯某的死亡赔偿，双方均未能达到赔偿的目的。
法庭裁决认为医院没有过错病人的家属对此不服
2013年10月，冯某某等人来到法院，请求法院证实医院存在医疗过错，承担医疗损害责任。初审法院依据广东省医学会鉴定意见和病人病历等，认定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，判决驳回黄某一方全部诉讼请求。
陈某等人不服上诉，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，判决维持原判。陈某向一级法院申请再审，最后被裁定驳回再审申请。
7年多来，80多岁的黄某和近六旬的冯某某等人不断到卫健委、街道等相关部门投诉，每星期到涉案医院要求院长接见。
漫长而漫长的岁月中，黄某等人与医院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，内心对医院乃至司法机构充满了强烈的敌意和不信任。
请求检察院监督检察官释法说理，促进和解
2020年，黄某等人申请对该案件进行检察监督。广州检察机关承办检察官潘建明接到案件后，先通过电话与黄某等人沟通案情，黄某等情绪十分激动，一定要当面反映。
这位当事人一看到我，情绪突然失控，她老泪纵横，一再诉苦。在听了她的诉说之后，我告诉她，只要符合监管条件，肯定会给他们一个公平的结果，即使这个案子不能抗诉，也会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。
潘建明在随后的几次接访中，从情理和法理两方面着手解释和分析了案件，多次对黄某进行心理疏导，黄牛、黄牛等人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，对检察官及检察院的专业程度表示认可，相信检察机关会依法公正处理案件。
与此同时，在仔细审查法院档案材料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后，潘建明检察官发现一项CT检查记录，只有医疗记录记录，没有做CT检查的资料和拍片，庭审记录也没有CT资料或拍片的质证情况。而且黄某一方主张这次CT检查根本没做，医院病历记录为假。
陈某还提交了一份做手术的家属签字通知副本，表示根本不了解手术，在冯某家属中根本没有告知这个签字人，坚持认为是医院手术失误导致病人病情恶化，并坚持认为这是医院的手术失误造成的。
他说：“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，我感觉医院提供的病历有可能是伪造的，依法启动了调查核实程序，到医院核实真伪。起初，医院坚称没有造假，我们建议双方到场将封条存档存档进行核实，得到了双方的同意。
开封病案后，我们对一些疑点逐一核实，经查证确实没有一张病历记载的资料或证明材料，争议性手术告知书上的签名人不是家属。
为进一步固定证据，我们也要求医院出具两份事实证据证明并盖章确认。”潘建明回忆当时办案情况。
尽管该案取得了重大突破，但经广州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集体研究认定，鉴于报告单中所载诊疗行为与冯某死亡结果没有明确因果关系，本案的抗诉条件不足。但是医院的确有过错，本案和解是最佳的解决方案。
几次沟通协调后，案件和解工作初见成效，但由于金额一直有一定的差距和原因，和解工作陷入僵局。
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纠纷，提高当事人的信任度，广州市检察院将案件移交广东省检察院。
省级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谢涛，检察官助理韩凌宇接案后，继续向双方当事人反复沟通，一方面明确告知医院在诊治过程中确实有过错，提示病人家属有继续缠扰的危险，了解病情的另一面是对病人家属全面、详细地介绍了医疗诊断的流程以及案件的依法处理，协助他们认真分析解决问题，并持续申请监管两个方案的优缺点，为之努力。
最后，成功说服医院提高赔偿金额，病人家属也对诊疗流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表示愿意接受和解，缠扰多年的矛盾纠纷得到解决。上海市医疗纠纷律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