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诈骗罪是法定刑更高的犯罪，按照上述观点，诈骗罪已经取代虚假诉讼罪，妨害作证罪，帮助伪造、毁灭证据罪，全面接管了在诉讼中证据（包括言辞证据和其他类证据）作假取财或免除债务行为的定罪量刑。甚至某些情况，既不构成虚假诉讼罪、又不构成妨害作证罪，帮助伪造、毁灭证据罪，按照上述观点都可能认定为诈骗罪。
例如，被告并没有提起诉讼，而是在原告主张真实债权时，自己通过伪造证据、作虚假陈述，最终法官采信其提供的证据，原告败诉，被告成功免除债务，虽然这样的行为并不符合虚假诉讼罪，妨害作证罪，帮助伪造、毁灭证据罪三罪中的任何一罪，但根据上述将虚假诉讼归入“三角诈骗”的观点，可以认定为诈骗罪。
又如，原告为了诉讼策略，考虑到万一法院调解，应对被告方“落地还价”，就把原本100万元真实的民间借贷虚构为200万元起诉，最终经过法院调解，对方归还120万元。按照《理解与适用》，“虚假诉讼犯罪限定为‘无中生有型’捏造事实行为”，本案原告并非“无中生有”的起诉，既不构成虚假诉讼罪，也不构成妨害作证罪，帮助伪造、毁灭证据罪。但根据“三角诈骗”可以适用于诉讼程序的观点，该行为也可以认定为诈骗20万元。
将上述案例认定为诈骗罪并不天然具有合理性，只是在对诉讼的一方（骗子）---法官（受骗人）---诉讼的另一方（受害人）认定为三角诈骗的基础上展开的逻辑，其运用的逻辑是现代刑法学中有关三角诈骗的模式，但是诉讼诈骗是否在本质上属于三角诈骗，并不是不言自明的，尚需探讨三角诈骗的认定标准以及诉讼诈骗与其的配合度，更需要探讨作为最终解决争议的司法权，是否是适格的诈骗罪行为对象。